杨秀卓个展「病有我」里，近门口的位置摆放着一系列的单色画作。
「80年代我在做一份很讨厌的会计工作，那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很差，但我不懂得什么抑郁症，什么精神病⋯⋯我只是不开心，每天上班都觉得很痛苦，于是晚上（到工作室）做创作，画速描，情绪才得以稳定。画画的过程中找到愉悦，直至明天我继续机械式上班，下班后创作做回我自己。」杨秀卓忆述这些单色速描的来历。
或许是杨Sir其中一次最接近「精神病」的经历，事距多年，画作以直接又迂迴的身份，重临到展场上。
直接与迂迴，充斥在展览每个角落。
杨秀卓最近的个展，开宗明义以情绪病为主题，观察到近年越来越多人有情绪病，因此想透过展览创作回应。展览以「病有我」为题，跟我们惯常说「我有病」不一样，对于这个寻常得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陈述，或许是具玩味的颠覆与反思（展览文章的小标题不断重新排序「我、有、病」三个字）。「我有病」以我作为主体及疾病的载体，而我的世界只有病，相反，「病有我」则将病换成主体，我只有从属于疾病之中，我（人类）之于病（不正常的状态）中，实际是相当脆弱渺小，也去除了病以人作为唯一载体的想像。
直接与迂迴的视觉元素
在大众的视角中，情绪病泛指人类处身于「不正常」状态，推而广之，如福柯（Foucault）更由医学的层面指涉到资本社会，提出提出疾病和患者是如何在社会与文化层面中被塑造出来。杨秀卓透过创作回应精神病这个主题，不免让人进入这种文化层面的思考。展览「病有我」中，艺术家以接近第一身的视角来呈现及回应这种精神状态，资料蒐集与杨秀卓独特的美学实践几乎贯穿了展览。展览大致可分成两部分，开首（也可视为结尾）的部分展示了杨秀卓在80年代在工作室画下的速描，过往对情绪病搜集的资料，以及一组由行李箱、落叶与垃圾桶组成的装置，大概隐喻着离开自己的原生地，随身的物件与自己都会失去历史感与重量，似是枯叶一样不被重视。
主要的展览区域，观众能直接感受到由昏暗灯光与黑白灰的视觉主调带来的力量，亦是杨秀卓的情感与讯息表达的来源。展场没有单独展示一幅幅的作品，而是将画廊空间改变调度，杨秀卓把画廊的墙壁都画上以黑色为主调的壁画，透过绘画与一系列现成物组合的作品，将整个画廊由白盒子变成奇观式「黑盒子」的异质空间。观众沉浸在单调黑暗的气氛中。艺术家直接引用四位本地文学家李智良、董启章、潘国灵与黄碧云中着作的内容，杨秀卓认为这几位作家能够描写出情绪病的状态，加上张爱玲原着，许鞍华执导《倾城之恋》的影碟钉在其中一道展墙上，这些文本都成为了艺术家创作的资料。
奇观式的视觉经验
那种壁画的大型创作，总带着粗犷原始的情感与表达，从创作上各种视觉元素中大概能梳理出记忆、想像、物象、零乱、身体、错乱等关键词，四边墙能分成不同主题，壁画上的文字与人像带着木刻版画的感觉，人像与身体部分总是表里不一，脸容扭曲变形的形象；然后面对世界，人却不自主地处身于高墙；另一组主题似乎想进入情绪病精神紊乱的世界，艺术家在墙上写上自行构思一些不明不白的叙述、客观的药名，加上混乱的线条，指涉到一组组由A4纸箱喷黑製作了多个「框架与笼」，内里盛载着艺术家一贯现成物的创作；这些小幅的现成物作品，成为了展览中的「画中画」，一直延伸到董启章描述心灵的部分，心灵是每个人的保护罩，也是困窘的樊笼。
「病有我」中的隐喻思考
提到疾病与精神病，自不然会引申到苏珊．桑塔格（SusanSontag）的《疾病的隐喻》或福柯《疯狂与文明》等论述。展览以情绪病为题，议题在文化层面中被解读，也是创作无法迴避的问题。疾病在社会层面中，往往会变成隐喻（metaphor），隐喻是以一种事物喻指另一种事物，如早几年的新冠肺炎，它可以隐喻成大众的恐惧，然而，如疾病成为隐喻，却会拉阔人对于事物的距离，而未能直面疾病本质。反观「病有我」以情绪病为题，它必然会以隐喻或寓言的方式存在，继而观众在作品中总带着隐喻思考。展览挪用不同的现成品製成混合媒介作品、节录文学家着作中的语句，直接的绘画组成，当中充斥不同的视觉元素，作品中似有叙事，也是一段段的碎片，当中有直白的视觉语言，带来纯粹的视觉感受，亦以隐喻与符号（高墙、「这是香蕉」等）回应艺术及社会状况，迂迴地令观众产生联想，有所指涉。观众就算选择性地凝视与忽视某些视觉元素（如展览上现成物或局部创作），也难免会受到作品的氛围影响，这正是杨秀卓创作时直接以感性的表达，让观众不由自主地进入艺术家订立的异质的、扰乱正常秩序的艺术视角，将情绪病的主题成为大众的「共同语」，成为一种隐喻，藉此联繫社会的关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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