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 : 金熹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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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以来，所有制度与产业都把结婚、组建家庭视为完全成年的唯一方式，并且赋予这件事绝对的价值，在这样的社会中，我们很难想像出新的生活方式。或许也正因如此，若有人不遵循这条单一路径，往往就会被认定为有某些缺陷或原因。
刚开始写这本书时，一位二十多岁的不婚女性对我说的话似乎就是出于这样的猜测。她说她对于「独自生活」到老感到好奇，如果能将其出版成书那就太好了。
「我从来没想过，中年以上的不婚女性会主动选择不婚。」
我被她的这番话吓到，问她为何会这样想。她表示自己的猜想是，中年女性应该是因为能力很强而独自生活，或是别无选择。可能是为了成功而埋头苦干，靠努力收穫的财力与社会地位而不婚，或是因为某种缺陷而独自生活。
社会上对于婚姻或家庭关係的疑问过于直接，所以我也时常被问为什么会独自生活。某天一位在工作上认识的人，在我都还没回答前他就自问自答地说:「因为是泼辣女(不知道为何会有这种奇怪的说法)所以才跟工作结婚了啊。」当记者时在聚餐场合中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找另一半，并用天真的表情问:「不是啊，妳很正常啊，到底是怎么了?」真的让我很尴尬。
说什么跟工作结婚?好贫乏的想像啊……记得以前在某小说家的作品中看过一个说法:若让人一看就知道身分是警察还是记者，这种人是生活过得不好的人。我也这么想，我确实喜欢工作，也的确一直都过着过劳的生活，但却从未想过工作就是我的全部，除了工作以外什么都不重要的人生，这种生活光想像就很可怕。
为何独自生活呢?不知不觉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的情况是，我对婚姻不再抱有浪漫的期待，谈了几次恋爱也没有朝着再度进入婚姻制度的方向发展。我至少有能力自理，也知道我绝对需要独自生活的时间与空间。虽然也有时候会内心动摇并产生危机意识，怀疑是否能这样生活，但这不足以改变生活的优先顺序。虽然我也知道有外界的忧虑和非难，有时甚至是敌意的目光，但对我来说这样的生活很自然。
而我遇到的Aging Solo也跟我差不多，大多数的人都表示「不知不觉间」就成为不婚族了。这不代表我们是漫不经心，活着活着就成了这个样子，而是不婚并非是一种赌上人生的重大决定或悲壮选择，是在自身价值观和生活的背景下，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。
虽然各自不婚的理由都不一样，但若要选出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对生活与结婚的看法是相似的。他们认为结婚并非必须，而是一种选择。我不认为必须有个法律上的伴侣，有些人即便有交往中的对象也选择独居;有些人觉得虽然有交往对象很好但没有也没关係;甚至有些人根本对此毫无兴趣，或是会在其他关係上满足自己对伴侣关係的期待。以前有很多情况是，因为不想让自己活得跟妈妈一样而决定不婚，但最后却不得不结，然而现在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改变，这件事对于选择不结婚的影响也很大。
优先为自己做选择
边在公司上班边写博士论文的郑秀京(정수경，四十五岁)表示:「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先投资我的人生，所以我决定独自生活。」
「我和我周遭独自生活的朋友都不是信念坚定的不婚主义者。虽不是刻意不婚，但认识对象时会实际地考虑。如果选择两人一起生活，我的人生会变得更好吗?如果可能性不大，就不会选择结婚。因为我把重心放在边工作边学习的生活上，结婚就被排除在优先顺序外了。积累足够的资本，让自己有安全感是我人生的首要条件。」
南智媛解释:「我不曾烦恼过是否要以婚姻的形式过活，只是因为我有很多想做的事，这让我很容易就能做出选择。」根据她所说，父母应该很早就了解她的个性，所以并不会为了叫她结婚而缠着她。
「我是独生女，父亲偶尔会提出很有禅意的问题。记得十一岁时，父亲问我婚姻是什么，我回答说:『亲戚会变两倍多。』几年后，当我被问到愿望是什么时，我回答:『拥有自己的房间。』经过几次这样的问答，他就了解了我的个性，父亲直到去世时都不担心我的不婚状况。有一次父亲说起已故的消费者联盟名誉会长郑光谟(정광모)的故事，父亲在活动中偶然遇到他时说道:『我年近四十的女儿想做的事情很多，但就是完全没有结婚的念头。』郑光谟回答:『独自生活也不错。』在父亲眼里，那位厉害的人都这样说，看来不婚的生活应该也不错。」
而自由作家吴熙珍(오희진，五十二岁)和我一样，离婚后不想回到婚姻制度中，因此选择了独自生活。
「满三十岁离婚后，我独自生活了二十多年。婚姻生活我已经历过一次，对此已经没有好奇心，我了解到人与人间的忠诚与奉献跟制度的束缚无关。对我而言，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并维持这个空间是最重要的。即便遇到好对象，我也不想二十四小时共处同一个空间，而是想分开生活，只要周末一起过就好。」
Aging Solo并不认为结婚与否是影响自身认同感的重要因素。在公家机关上班的金智贤(김지현，五十二岁)表示:「每次思考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都会考虑自己的工作、想要什么、喜欢什么人等，但婚姻问题并不包含在其中。」对于自己的不婚状态她表示:「这是环境与性格综合作用的结果。」
「职场上的会计单位是以年为单位，我就配合这样的单位生活着，没有制定过人生的长期计画。二十九岁那年我妈妈生病了，身为大女儿的我，强烈感到自己应该扮演『妈妈的妈妈』。急于叫女儿结婚的母亲生病了，我自然就离结婚的机会更远了。父亲也只会说:『希望妳能当上部门经理。』而不是说:『希望妳能结婚。』年纪过了所谓的适婚年龄我也没什么感觉。妹妹对结婚这件事感到焦急，她把结婚放在所有事情的前面，但我觉得不结婚也没关係。也许是因为结婚给我一种画上句点的感觉，所以我才会想避开吧。总之，应该能这么说，我有点恐婚，没有积极努力、没有来自家人的压力，而我所处的环境也不适合把结婚这件事放在首位。」
「环境与性格的综合作用」以多种形式呈现，在研究机关工作的崔惠媛(최혜원，五十二岁)说:「我小时候觉得没结婚的女老师们很孤僻，不想成为那样的人，我以前是想早点结婚的人。」
「本来想在三十多岁时和交往多年的对象结婚，然而在双方父母见面的过程中发生了争执，两边家庭争论不休，都吵着表示自己吃亏了。我发现结婚要做出很多妥协，而我无法承受。」
然而，她之所以继续不婚的生活，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同侪们的影响。
「一九九○年代后期，我一直和用电脑拨接网路认识的朋友一起玩，而我们之间最大的共鸣是『这辈子完蛋了』。其实这句话有点夸张了。大家都在安稳的环境下长大，上大学时的九○年代初期，社会氛围开放，而我们正是受惠者。后来发生IMF外汇危机后，韩国成为资产积累至上的社会。这些朋友虽然对这样的变化感到不满，但也没有强烈抵抗，而是抱持着『我就是不想干』的态度。虽然能认清现实，却没有改善的想法，在生活态度和与他人的关係上有着不随波逐流的共同点。这些朋友中有许多人是单身者，我就这样和他们一起混，二○○六年进了研究所，非主流生活的研究非常适合我，然后我就这样不婚了。」
对父权制度下的婚姻反感
即使不婚并非是一个悲壮的决定，只是个人的选择，但这种选择也不会凭空出现。如果没有父权式的性别歧视、没有为结婚生育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或成本很低，那么就算是想过属于自己的生活，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排斥婚姻。
主动选择不婚的Aging Solo们也表示，与其说她们偏好「独活」，不如说她们是不想接受父权社会中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和不平等。
公务员金多任(김다임，四十六岁)从大学开始，就常常和周遭朋友谈论不婚的话题。
「二十多岁时，我曾和学姊、朋友们共组不婚共同体的聚会。关于女性在家庭中的生活，我有很多的愤怒。从小就经常听到要我照顾弟弟、去洗碗之类的话，不管年轻与否，女性负责照顾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对此我非常反感。结婚的话更是如此，对未来生活的模样我已经能看得一清二楚了，我不喜欢这样，也没有自信承受。婚姻不是个人对个人的关係，而是要成为一个连婆家家人都要照顾到的角色，这点让我压力很大。」
很早就下定决心不结婚的她在三十多岁时，不得不与强迫她结婚的父母「打了一仗」。
「因为结婚问题，当时没有一天能安宁，每天都在吵吵闹闹。某年爸爸生日，妈妈在饭前祷告时突然哭着说:『请让我的女儿一切顺利。』几天后爸爸投稿到广播节目的家庭故事被选中，他要我去听听。出于好奇我就去听了，爸爸提到了我，他说:『谢谢妳不久前回家还帮我修电脑。』然后突然说:『只要妳结婚，一切都会……』开始说一些我想快转掉的话，真的很让人无言(笑)。总之情势发展到顶峰，我也过了四十岁，父母的愤怒虽然减少了，但偶尔也是会爆发，他们会对我说:『听说最近不都晚婚吗?妳也可以做得到。』」
郑世妍表示，自己长期在国外生活的期间「对韩国社会的性别歧视与父权
制更加愤怒」，因此选择了不婚。
「很小的时候，只是觉得传统婚姻中女性的地位有点奇怪，却对此不太感兴趣。直到去了美国，我才清楚地了解我在韩国经历的辛苦，原来是出于性别歧视。在另一个社会生活过以后，我切身感受到韩国的性别歧视与女性地位低下并非理所当然。美国当然也有歧视，但态度有点不同，因为他们不会提到女性的角色是要一直照顾男人。因此，我下定决心不踏入婚姻的制度中，并直截了当地告诉父母。后来回到韩国父母再提结婚的事，我说:『如果在这个年纪结婚，就不可避免要当看护了。我不喜欢，我要自己赚自己花。』」
姜美罗表示:「虽然我不觉得不婚比结婚优越，但我从来就没想过要结婚。」
「虽然谈了很多恋爱，但我从没想过要结婚。曾经有个男人说要和我结婚，还要一起去留学，和他交往时我也没选择那条路。现在想想，可能是因为家里的情况吧。我的原生家庭经济状况困难，家中也有身心障碍人士。我觉得结婚是资本与家庭间的结合，是一种契约。看到周遭结婚的人，也会怀疑是不是这样。即便我自己的学历或工作可以拿来当条件，我也不想让我的原生家庭有机会受人评价，就是不想在合约上吃亏的意思。因此，我选择了能以自由意志生活的型态。」
从未考虑踏入婚姻
也有些人完全对婚姻不感兴趣，她们觉得婚姻既不是选项，也不需要为婚姻制度感到愤怒。奇怪的是，她们都是一九七○年代出生的人。
宋美英说:「我不是选择不婚，而是没选择结婚。」
「大家都说结婚是基本，而不婚才是选择，但不应该是倒过来吗?要做某件事才是选择吧。我不是选择不婚，而是从小到大压根就没想过要结婚，就一直维持这个状态罢了。在人称适婚年龄的年纪时，我辞职并重新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，后来考进药学院。那段经历可能也对我有所影响，同龄人结婚时我也没想过『我是否该结婚了』。」
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不婚的生活，是暂时性状态还是过渡期。
「朋友在买好东西时总是会犹豫地想『结婚后要再买新的』、『只会用一阵子而已』等，但是我觉得要买就要买最好的。三十岁出头我开始独自生活，买了一个大冰箱，周遭的人劝我:『一个人生活怎么会需要那么大的冰箱?买小的然后以后再换大的吧。』反正买了我就会用很久，于是就买了大冰箱用到现在，因为我不觉得不婚是暂时的生活型态。」
当被问到选择不婚的理由，朴真英摇头说道:「与其说选择不婚，不如说我从未为结婚努力过。」
「我的朋友们十个人就活出十种完全不同的样子，有像我这样没结婚的人、婚后没生小孩的人、离婚后有孩子的人、领养孩子的人、和年纪小很多的男性同居的人，还有同性情侣等。因此，大家的生活过得不一样也是很自然的，大家都各自随心所欲地生活，并不觉得不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。」
自由接案的活动企画李珠元(이주원，四十八岁)，也是几乎从未考虑结婚的Aging Solo。
「岁数到三字头中段考虑回乡发展时，我有点害怕自己一人回去，觉得自己也许需要个安全网，所以一度『功能性地』想过结婚的事。但当我放弃回乡后，这种心情也消失了。我认为生活型态能不断改变，可以独居、可以同居、可以和朋友一起住，也可以几个人聚在一起组一个共同体。生活就是如此有弹性，在我眼里，把人分成已婚的人和不结婚的人来看是很奇怪的，这种分法似乎还是把不婚当作不完整的状态。」
随时代改变的不婚样貌
和Aging Solo聊天时发现，很多人有出国旅行、语言进修、留学等独自在国外居住的经历。
首尔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池恩淑(지은숙)博士是研究不婚的学者，她表示:「当我在研究日本与韩国的不婚者时，发现有很多人曾在国外生活过。而韩国方面，受到一九八九年的国外旅行自由化影响很大。」
「讨论全球化对女性生活带来的变化时，人们似乎经常觉得只有身为照顾者的移工受到影响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单看移动的人口，『在地』男性虽然会觉得既得利益被剥夺，但女性却会想像自己即将拥有新机会。认知和想像某个空间的心像地理，并不局限于她们目前居住的位置，当思考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时，她们能够在地图上想像自己的存在。如果认为生活是开放的，就不需要在当前的位置积累资源和定居，而是可以去别的地方生活。反正都是贫穷，那么到别的地方贫穷的过也许更好。这种想法为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宽慰。即便脱离主流生活，生活也不会结束，虽然离开这里去非主流的地方生活会让人感到害怕，但也能想像出新的可能性。而且，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呢。」
《第一代不婚者的诞生》(비혼세대의탄생)作者洪在熙(홍재희)也在书中表示，包括她自己在内的第一代不婚者是，「一九七○年以后出生，在一九九○年代接受大学教育并度过二十几岁人生的世代女性，经历学历通膨现象、国外旅行、语言进修等洗礼，是全身性接受个人主义到来的自由主义第一代」。在外汇危机的直接打击下，经济上的不安把婚姻的稳定性都夺走了，因此出现许多新女性，「对于婚姻在女性的人生中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必要这点，她们开始抱持怀疑态度，并开始想像制度外的生活」。
相反地，最近二十到三十多岁女性对不婚的看法似乎与这一代人截然不同。不久前，某位朋友跟我说:「我那读大学的女儿表示她是不婚主义者，和我们小时候说『我不结婚，我要自由』的气氛不太一样。」
「我问女儿为什么不婚，她长叹一口气说:『因为妳是我妈我才原谅妳喔，妳不能问这种问题。』实在很尴尬。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谈这件事，女儿表示#MeToo事件、网路性犯罪、厌女现象和政治圈的性别分裂情况等影响很大。听说在我女儿的系上，男女之间几乎都不说话。」
在不婚论调上，世代间的差异也表现得非常明显。池恩淑博士在研究中分析了韩国对不婚讨论的趋势，根据她的研究显示，第一代不婚者在「一九七○年代后出生，在民主化运动中培养出批判性社会意识，与父权体制和以所有权为中心的社会保持距离，过着群体导向的生活，主要在生活政治和福利政治领域以自身经验为基础创造新的议题」。
二○一五年以后，「经过#MeToo运动、江南站杀女事件等，网路上出现了以二十到三十多岁女性为中心的新女权主义潮流」，其中也开始「把不婚视为打击男性与父权体制的政治行动手段」。随着这种由第二代不婚者所主导的趋势出现，我们也迎来了不婚大众化的时代。
二十到三十多岁女性与本书探讨的Agin Solo世代截然不同，很难以我狭隘的观点来判断，当这些女性年龄渐长，韩国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。然而能肯定的是，不选择结婚制度而独自生活的人，他们的增加趋势是无法逆转的。
无论是把不婚当作政治观点的人，还是因选择适合自身生活方式而偶然成为不婚者的人，他们选择不婚的基础背后有共同的价值观—他们认为不会因为制度上和他人的人生绑在一起，而让自己过得更幸福。随着在都市独居变得更容易、从各种网络建立人际关係的方式变得更发达，比起僵化的结婚制度，选择只为自己而活的人也会越来越多。
不婚的独居人口增加是全球性的现象，不只在美国、欧洲，在亚洲、南美、中东、非洲等地的独居人口也在增加。
研究单身的以色列社会学家伊利亚金・奇斯列夫(Elyakim Kislev)在《单身年代: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简单，却不会孤单》(Happy Singlehood: The Rising Acceptance and Celebration of SoloLiving)中提到:「当今社会里，单身型态是许多国家最快速成长的人口型态。」他也说明了他的预测结果:「二○三○年左右，全世界的单身比例将达到二○%。」由于婚姻文化受女性人权提高、预期寿命延长、高等教育扩大、都市化等因素影响，然而这些社会变迁因素并不会倒退。
撰写《独居时代:一个人住，因为我可以》(Goingsolo:TheExtraordinaryRise andSurprisingAppealofLivingAlone)的美国社会学家艾瑞克.克林南柏格(Eric Klinenberg)指出:「人类集体生活已达二十万年，然而大量人口挑战独自生活的时间却只有五、六十年而已。」他表示居住在独居人口激增的社会里，了解这个现象代表什么是很重要的工作。
独居人口增加的趋势，几乎影响了所有社会群体与个人的生活，我们的社会是否充分理解这个趋势呢?还是我们被规範家庭的生硬框架、对独自生活的陈旧观念蒙蔽了双眼，无法直接面对现实，只把它视为一种「问题」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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