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Mongrel》，中文译名是《白衣苍狗》，讲述来自泰国的外籍劳工为养活老家而来台，非法兼职看护，在道德争议中挣扎求存的故事。
曾威量生于新加坡，毕业于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研究所，曾为金马电影学院、卢卡诺电影学院学员，作品多关注东南亚离散裔群。 2016年以短片《禁止下锚》获柏林影展奥迪最佳短片、台北电影奖最佳短片。 2021年以《一抔黄土》、2022年以《庭中有奇树》连两年入围金马奖最佳纪录短片。《白衣苍狗》更入选2024年坎城影展导演双週，获得金摄影机特别提名奖。
导演与护工
对比起亮丽的影视成就，曾威量说，自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看护者。这也是《白衣苍狗》的缘起。
曾威量的母亲是长期病患。有一年，他的妹妹也病倒，他需要回到新加玻照顾自己的两位亲人。在那些日子，曾威量发现生命里面从来没有一段时间可以让一个人学习、準备如何去照顾另外一个人。「但你遇到的时候，你也只能做嘛。我觉得我做得很烂。」
与他相对的，是照顾他二舅的外籍护工。二舅中过风，家里聘请了一个外籍护工来照顾他。照顾了三年有余，大家觉得她细心又勤劳，一直都很喜欢她。有天下午，舅舅忽然倒下了。舅妈打电话来问，钥匙有没有在他家。「没有，到处都找不到。我跟他的住处相隔没那么远，五到十分钟车程左右。另一个亲戚就叫我先赶过去，他则去找锁匠帮忙开锁。」待曾威量赶到的时候，EMT（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）已在门外，但他们无法进去，因为内门还有一个内锁被锁上，从里面也无法打开，唯有用钥匙才可以开门。那个照顾了他们家舅舅三年的外佣，从没被给予过这条钥匙。
一群人就这样被隔在门里门外，曾威量透过门的缝隙，可以看到那个缅甸籍的外佣，跪坐在摊到在地的二舅身边。「你感觉到她已经哭过一轮，但无能为力。她外语不好，外面的急救员怎么跟她讲，她也没办法follow，只能一遍一遍按着舅舅的手，像按偏头痛一样。」
后来锁匠到了，开锁、急救、进医院，再出院时，舅舅已经完全丧失移动能力与沟通能力。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不信任。怕她上班的时候自己偷偷跑去玩，怕她偷家里的东西，怕她做什么什么。她明明是一个比我更好的照顾者，但家里宁愿把那条钥匙给我，也不愿意给她。」
这段情节也有移用在《白衣苍狗》中。在那场戏里，泰籍移工oom也是同样地捏着昏迷过去的老人的手，EMT就在门外，指手画脚但oom却无一句听得明白。不知多久，门总于被打开，人被救走。僱他的黑心僱主站在雨中，oom走过去他身边却迎来一顿毒打。僱主一边打，一边不停问着，「为什么不先告诉我？为什么不先告诉我？」待两人赶到医院，一群警察早已等候已久。警察围着僱主盘问，oom则趁着无人留意到他，拖着伤躯偷偷溜走。
在戏中，oom不止不被信任，他更没有自己的身份，从决意留在省内成为非法移工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变得面容模糊、四处游蕩，除了那个剥削他的僱主，无人可依。
电影重现了记忆的苦痛，但现实永远有办法更加残酷。在拍那场戏时，刚开机没多久，製片人就匆匆忙忙找到曾威量，叫EMT先停，先过去里后面的一户人家里救人。「有个大哥昏倒了，因为要拍这场我们都请了真正的EMT来拍，他们过去那边抢救，救不回来。因为在深山里，救护车四、五十分钟后才到。那天拍完前两个小时，大体回来了。我们收器材，準备下山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开始办葬礼了。」曾威量临时準备了帛金凭弔，往生者的大哥领着他到灵堂里。他看到灵堂中的相片，握着大哥的手，问，我可以帮你祷告吗？「那时候觉得讲中文太亲密了，又不知道要讲什么，就用英文帮他祈祷，我想他未必听得懂。但我睁开眼时，那位大哥一直哭。」
电影能做到的事
电影可以做些什么呢？这个问题一直叩问着曾威量的心。「我们这部片都是那世界各地的***公费、或者是基金会的钱来拍的，拍了五六年。这些钱拿来拍纪录片是不是更好？甚至，完全不拍，把这些钱都拿来做深山的建设，至少让他们附近都有EMT的团队在，是不是更好？」
他说拍这部片子最难的是，意识到它其实与世无涉。「这么辛苦五六年，到头来我们做了什么？这套片子做了什么？就算它拿了奖，就算它在坎城影展拿到再多提名，所以呢？生病的人还在生病，痛苦的人还在痛苦。」说到这里，曾威量一度哽咽。
那这么痛苦，为什么还要继续拍电影呢？他说，这里面的东西，都是从生命经历里来的。「我小时候生活很困难，父母为了生计奔波常不在家，姨婆照顾了我很长一段时间。她经常带我去做志工，到她老了、病了，还是继续做力所能及的公益。她一生把自己全部献给了素未谋面，但需要帮助的人。我来台十五年，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看到这些人事物、小时候成长的记忆、如今要面对挚亲可能快将逝去的情绪，个人情绪、艺术责任、社会责任都混在一起。我除了电影，我看不到任何方法，可以将这一切都表达出来。」
他想起，在他那届金马学院第一天开学的时候，侯孝贤导演就跟所有学员说，「你的电影就是你的人。」
以电影凝视苦难
我问他，那这个过程你快乐吗？曾威量思索一下，说，「唉，我觉得那不是快乐，比较像是bitter sweet。」苦中之甘，东西混杂在一起，很难辩得个所以然。一如片名《Mongrel》，杂种狗，曾威量说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贬义的。「我觉得我们都是Mongrel、浪犬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纯粹的，我们都由不同的来处所组成，彼此渲染，有了我们宛如。」
正因如此，曾威量在构思《白衣苍狗》的过程中，写下的第一句是：「There’s no equal, but everything is the same under the sun.」电影里的所有人都各有各的艰难：移工生活流离宛如弃狗，但还是会有人记挂一再寻问；黑心雇主拖欠薪金在外花天酒地，但自己家中有经济困境，最后亦难逃法网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每个人不过在其中挣扎求存，只是在处境下为人可做的选择是这么的少，毁坏与堕落，时时都身不由己。
曾威量在其他访问里说，他的每一部片，都是愤怒。他说，如今在《白衣苍狗》里，除了愤怒，还有认份。「不只是直接对世界说不公平，世界当然不公平、当然不平等，但有些事情，我们身而为人始终有限。以前我渴望电影可以为人们带来呼唤、引起愤怒，但我们都不过是人而已，我们只可以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。」这种认份对他而言不等于接受，曾威量觉得，自己比起以前更看清楚了世情难如人意的面貌，他理解，那就认自己该认的份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
他提到，那是一种「不妥协的凝视」。我问，这种不妥协的凝视出现在哪里呢？他说，这对他而言，是如何翻译一种无能为力的问题。「我想到小时候妈妈在痛，凌晨两点，我听到我妈因为忍耐而发出的呻吟声。那时候整个房间都昏暗，亮着的只有神明桌上的红灯。最近，我的姨婆晚上也有同一种的痛。我坐在她们身边，我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，小时候和现在都一样。我可以怎么翻译这个无能为力？」面对他人苦痛，「我」无能为力，即使那是挚亲，在苦痛面前「我」也永远是一个外来者。他说，不妥协的凝视即是「不让那种痛苦在空气里面盘旋、迴蕩。」就算无法以身替苦更遑论承担，起码「我」在看着，一直在看着。
所以，曾威量说，他要用自己的一半，来换取观众的另外一半。「我希望我做的片子，是我交出50%，观众来完成剩下的。所有的体验，唯有在观众也参与其中的时候，它才可以完满。不为了传递什么讯息、不为了表达什么情绪，而是一种体验，你感受到什么，甚至你都没感受到什么，你就已经参与在这场体验之中。」
如此，我们一同凝视、旁观他人之苦难，成了这场「不妥协的凝视」的共谋，以隔绝之身，感受痛苦之中幽微的、甚或不存在的体察与共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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